隔夜粮，对于贫困家庭而言，是一个奢侈的名词。
他稍微点算一下，已是第五包米了，真空包装，每包五公斤。
真的需要吗？
他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家贫，由于人多，为了省下几块钱，父亲在1970年代初期会一次性地买100斤的白米，放在家里，每天打开粗麻布袋口，午餐和晚餐都需要淘洗白米煮饭来吃。
那时候，搁在一房一厅组屋的客厅显眼处的麻布米袋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以粗针缝起的封口，以及每回吃到米袋里的白米仅剩一半时，一些混在白米中爬行着的蛀虫，以及因白米受潮而结成的块状。
白米中的蛀虫其实没想象中那么恐怖，它们虽然繁殖力强，在白米堆中仿佛捉不完似的，但它们不像吸人血的臭虫那样，一捏之下就有浓稠的褐色液体流出来，且散发一股腥臭味。蛀虫的壳比较硬，没有腥味，所以没那么恶心。
后来几年，人口没那么多了，父亲知道百斤白米实在太多，且有受潮结块和引来蛀虫的问题，所以不再买百斤装的白米放在家里。
虽然没有百斤白米的粗麻布袋，但客厅的显眼处并不闲着。有时候，父亲短暂结束福建虾面摊的营业之间隙，会把整副营生的家当放在客厅里。有摊头，有给客人吃面时用的几套桌椅，以铁链贯穿而过，然后锁上，甚是壮观。
他当时的感觉是，父亲把整个摊位照搬到家里，就只差没在家里摆摊煮面叫卖。
再后来，1980年代中期，他有机会随父亲回中国大陆老家探亲。整趟行程中，他难以磨灭的印象是，在老厝客厅的土砌墙壁隔邻，就是猪圈。他当时还是第一次与猪有那么近距离的接触。
“矮陋的土屋，风沙迎面的黄泥路，干涸的小溪，四处的牛粪，赤足裸身的小孩，横卧堂前的母猪，溢出小沟外的脏水，小沟旁觅食的小鸡。”
这是他回老家两三年后，谢裕民在其小说《归去来兮》中，梦里的老家描述。无论如何，在那个年代，猪与人的关系很密切，绝对不仅止于今天超市货架上一盒盒切好的，随时可以烹煮调理的猪肉。
他稍微点算一下，已是第六包米了，真空包装，每包五公斤。
真的“虚要”吗？
他联想起以前年底，宜家总是会家家户户派发编印精美的货品图录，里头的家具摆设极尽简约风，让人对北欧人那种清幽雅淡的生活方式羡慕嫉妒恨。那些散发欧陆风格的木制家具，无不牵引着他的思维神经。
简约风。噢，渐行渐远的简约风。
因为没有储物间，家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被充分利用，摆满了实用的橱柜，里头放着各式各样的杂物。那些杂物，过去30年不曾使用，未来30年更加不会使用。
他稍微点算一下，已是第七包米了，真空包装，每包五公斤。
真的“需药”吗？
他想起搬到大巴窑新镇几年后，职总超市就在大巴窑市中心开张营业。对于1970年代中期的新加坡人来说，职总超市就是为穷人服务的超市。所以，在父亲不再向米栈直接买进百斤白米之后，他就接替父亲买米的任务，只要家里的白米快吃完了，母亲总是会塞几块钱钞票给他，而他也总是一次手捧两包五公斤装的白米回家。
隔夜粮，对于贫困家庭而言，是一个奢侈的名词。
后来，全面防卫之风吹起，当局呼吁国人要在家里准备应急物资，以防万一，他才开始有了囤积物资的意识。只是，对于手头不宽裕的家庭来说，寅吃卯粮，总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他稍微点算一下，已是第八包米了，真空包装，每包五公斤。
置放食物罐头的橱柜中，横七竖八，密密麻麻，有一半是逾期甚久的罐头。
而超市的offer之声从不间断地铺天盖地地无孔不入地每天袭来。
虚要之虚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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