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2年，刚满一岁的中岛幼八随着家人去了中国，二战结束后成了战争遗孤，后被中国人收养，一直到1958年才回到日本。他接受本报访问时说，决定出书回忆在中国的生活，是因为对日本近年来铺天盖地的中国威胁论之说感到悲哀。
符祝慧 东京特派员
choowei@sph.com.sg
1932年，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“满洲国”，并以“满蒙开拓团”之名将一批批日本老百姓送到该地。1942年，刚满一岁的中岛幼八随着家人去了中国，二战结束后成了战争遗孤，一直到1958年才回到日本。去年适逢战后70年纪念，精通中文和日文的他根据自己的身世，执笔写了《何有此生》一书，并同时在中日两国出版。
中岛在东京受访时说：“我能有此生，全因为中国的宽大。决定出版这本书，是因为对日本近年来铺天盖地的中国威胁论之说感到悲哀。”
中岛在16岁以前，住在中国黑龙江省宁安县。他1958年回到日本，从自己的遭遇中看清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真面目，“当时，日本美其名曰‘满蒙开拓团’的国策，其实是一个侵略政策，这其中既有农业开拓团，更有武装开拓团，招募的都是壮年。我爸爸当时住在东京，本是一家洗衣店员工，1943年他参加了非武装的满洲开拓团，把我们一家大小带去中国。”
中岛给记者看了一份历史资料，显示那时日本政府制定的目标，是要在1936年开始的20年里，送出500万日本人去满洲。在《何有此生》书中，中岛以他生父的一封家信，凸显了当时被送到中国东北的开拓团成员，对日军将走向战败毫不知情。当时南方战事吃紧，中岛的父亲被临时征召入伍，战死于沙场。
日军投降后，“日本开拓团”国策拉下帷幕，数十万日本老百姓成了走投无路的难民，一些开拓团成员还听从日本政府的命令集体自尽。
中岛说：“开拓团陷入了困境，每天都有小孩死去。那时，我妈妈刚生下妹妹，见我瘦得不成人样，想我大概是活不成了。于是，她抓住机会把我托付给了一个挑担子的中国小贩。那人把我藏在篮子里挑着，一家一家地找人收养。有一户人家本来说要，但后来见我骨瘦如柴，改变了主意，后来便遇到了我的养母孙振琴女士。”
“中国养母是我的救命恩人”
提到中国的养母，中岛满怀感激：“她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没有她的抚育之恩，我不会活到今天。那时，战争刚刚结束，中国人自己都吃不饱、穿不暖，可她却视我如己出，将我养大。”
养父母给中岛取了个小名叫“来福”，是看这孩子命苦，希望他将来能幸福。1947年，中岛有过一次认回生母的机会。那时，即将被送回日本的生母找到了养母家，要把他抱走。但那时的他只愿养母，自此便和生母断了音信。
中岛说：“养母从不向外人隐瞒我的身世，她常在村里谈起是如何收养了我这个日本小孩。在沙兰村里有不少中国家庭收养日本小孩，我们生活在那里，用的虽然是中国名字，但彼此都知道是被收养的。村子里的人们对我们一视同仁，我们和中国小孩一起上学。”
虽然已相隔几十年，但中岛仍清晰地记得在中国农村的童年时光，尤其是小学老师梁志杰先生，对他更是恩重如山。
他说：“梁老师在课堂里谈及日本，会说到二战时日本侵华的历史。知道这些历史之后，我曾为当一个日本人而困扰。但他总会和蔼地开导我，说是日本国策错误，不是日本人。也因为有了他的鼓励，我才决定在1958年回到日本。1950年代后期，中日关系并不好，那时正是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当权，因亲美而忽略了中国。梁老师希望我回日本，做一个能给中日友好带来希望的日本人。”
中岛刚回日本时，人生地不熟，一句日语都不会说。生母为了方便他学习，将他送到中国人聚居的横滨中华街去上学。他十分好学，毕业之后成了杰出的中日翻译家。1970年代，中日建交不久，他还曾在中日友好机关做事。
对于战后的中日关系，中岛说：“建交后中日交流很多，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。但这些年，我眼看着中日关系恶化，难过极了。中国在战后以德报怨，老百姓不怨恨日本人，将我们这些遗孤抚养长大。出版这本书就是希望日本人能了解中国是一个多么宽容的国家。我担心日本老百姓看不清这点，轻易被所谓的‘中国威胁论’所煽动。战前的日本，就是在舆论的煽动和蒙骗中，走上了战争的道路。”
赞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