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派前辈“1968年人”的“体制内新长征”大获成功，这“新长征”的目的就是占领大学讲台，让美欧大学整体左倾化，为美欧培养了数代左派青年，一代比一代更左。2020年美国取消文化盛行之时，就连左派宗师乔姆斯基、《哈利波特》作者J.P.罗琳，都因不够左而被美欧左派青年“取消”了。
我看了王庆民先生大作《特朗普与拜登政治底色的辨误——与何清涟女士商榷》，一看标题，就猜想王先生一定是左派，因为只有左派才会预先认定自己是正确一方，将与别人的“商榷”定义为“辨误”，果然，作者在文中自陈“是中左翼立场人士”。由于王先生文章涉及我在《联合早报》上发表的数篇文章，因此我按他文章“辨误”的顺序逐一辩误。
文章最开始就驳斥普京称拜登当选总统更有利于美国，认为我要表明拜登与“坏人普京”是同一方的。自我介绍为国际政治研究者的王先生，应该知道地缘政治是利益导向，不以“坏人”与“好人”来描述博弈双方，那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行当与小孩用语。这事我特别向王先生说明，我的意思是指：拜登当政三年多，美国国力大衰，国内矛盾非常尖锐，作为美国拜登政府视为敌人的普京，当然希望这种没有能力的人在美国当政，坐观敌人自我折腾至衰败。至于特朗普与普京更亲近云云，且不论通俄门调查浪费3000余万美元公帑，最后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政治操作。仅以王先生认为国际政治是凭私交而非利益导向，我得请他去读布热津斯基《大棋局》一书。这书是冷战后美国地缘政治的名作，专论美俄关系，从头到尾、字里行间都是利益而非交情。
关于北约军费问题，王先生闭口不谈按约定的标准——各国按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总额2%交足军费，是北约国家间的契约责任，却大谈盟友的“友谊”，这倒也符合王先生国际政治是依靠友情维系的思路。只是美国民主党政客之外的政界不这样想。美国确实是二战之后新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与维护者，是美国为盟友及世界提供了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并尽力维护，欧洲国家才能以二等国家实力，在全球化列车坐头等包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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