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缓解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阵痛方面,中国体制也有相当优势——如果指导思想对路的话。它可以更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,更快建立新生产方式的基础设施,以及催生人类新文明。
中国今年的两会宣布一个重要政策措施:大力推动生产设备和耐用消费品的更新换代。外贸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一大动力,在急剧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变得疲软,而且前景不看好;经济增长不得不依靠内需,而消费不足被认为是瓶颈。
中国的消费文化正变得保守。三年疫情的封城断链,大批中小企业倒闭,青年失业率高企,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,国际形势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等等,都使消费者捂紧口袋。年轻人不再追捧外国名牌,更讲究性价比,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似乎又回来了。这本是好事,政府、企业和经济学家却因此发愁。毛泽东时代提倡的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现在简直是噩梦。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,刺激消费主要是企业和广告公司的事,中国则由政府一马当先。在经济政策上,中西有共同语言,但也共同面临两个方面的难题,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为继,也使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逐步失灵。
AI时代的突现第一方面的问题后来却先到,是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。近两年人工智能(AI)连续突破,有可能使原来预测在2047年的“奇点”时刻大大提前。习惯了线性思维的普通人,很难理解和想象指数型增长的后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