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座城市可以安居乐业，但也容易陷入循环，欲望极易膨胀而又终究萎靡。如同自由港吞吐货物，只是中转站，最后剩下了什么，我总是看不清楚。渐渐丢掉了政见，罕有恋爱欲望，进食和睡眠困难。
在进出口发达的国家，碌架床（粤语，双层床）旅馆也是暂时安置的货仓，寄居身份万千的劳动者。天亮以后，我们有各自要去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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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加坡快七年，身份接连替换，从短途签证到学生准证，再到待业半年后终于批下来的工作准证。待业期间的长期探访准证像块浮木，抓牢它就可以再漂一阵。求职时常见雇主面露难色，非公民或永久居民难办啊。但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又何来更正当合理的身份泊岸。
至今，身份仍适用于各种场合开启话题：转国籍了吗？是永久居民了吗？换工作、生小孩、买房子都更有利。都是和社会制度的博弈和协商。在汇率升降以外，身份是亲切友好的话题，比种族问题和平一些，比水供地铁等看似民生其实更是政治的问题，温柔一些。
大学毕业正逢疫情，工作和新住处难找。就业市场紧缩，本地人优先合情合理；彼时防疫措施严谨，担心离境增加求职难度，便在岛国找一碌架床旅馆住下。旅馆地处欧南路，如此便和一直向往的中峇鲁社区更近一些。
在中峇鲁，比高耸的现代化政府组屋更引人注目的，是仅四五层楼高的旧式楼房，或因为建筑两端对称，如待飞机翼的“飞机楼”。如果名曰“居者有其屋”的政府房屋计划象征安居和稳定，“飞机楼”大概还能承诺安稳、做梦两不误。与之毗邻的欧南路，有几块历史记忆。建于19世纪中期，与新加坡中央医院对望的欧南监狱，在1960年代夷平让路商住组屋，二三十年后又复拆除——有人认为它旺不起来，是因为旧址阴气重，既是监狱又是医院殓房——如今它成为地铁站的一部分，输送在岛国境内来往穿梭的人潮。
旅馆距离那段历史地景仅一公里余。这座四楼的建筑转手不久，还没来得及大展拳脚便遇上疫情，一度成了外籍客工的隔离宿舍。疫情退温之际还无法接待外国游客，为求生存就先做起便宜长租的生意。我那间房三张双层碌架床，因应防疫措施，左右两侧的住客睡下铺，上铺放置行李，中间住客则相反。底楼开餐馆，卖禄禄串和西式套餐，想象租客也能是食客，如此形成生态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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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个从独立建国到起飞过程堪称奇迹的现代国家，付出足够的努力和智慧，似乎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其发展历程如同动物到人类的演化，因为生来缺乏尖齿利爪，脑袋遂成强大武器和防御。更如西医对症下药的效率，对比功效及可能的副作用，求其最优解。缺水，便有了新生水。土地不够，便有了垂直农场，承诺效率、稳定和高质。而随着际遇，凭着自我条件和筹码演化，在新加坡国家叙事里有个专词：“resilience”（坚韧），而且又可以导向另一个专词“sustainability”（可持续性）。
当汇率还是一比二余，老家的人们早将对岸戏称贵国，其实是艳羡和幻想的投射，像粉色芭比乐园，真空的美好的乌托邦世界。和马来半岛以南的“牛仔镇”新山相望，它干净发达，法纪严明，力争上游就能挣得理想人生，没有族群被固打制拒于门外，地区之间没有户籍问题。不仅对马来西亚人，对世界各地来说，都如造梦工场。也因它依赖外国资源和人力，人和场所成为彼此的权宜之计。
但它同时如此洁癖。全球各地疫情此起彼落时，新加坡曾为抗疫模范生，感染数字却在一个月之内从三位数攀升到五位数，主要原因是疫病在客工宿舍中迅速传播。疫情蔓延中每日播报感染数字将本地人和外籍客工的数字分开计算，外籍客工独属“客工宿舍感染群”，这般“他者思维”一时为人诟病，但这种将数字彼此隔离的计算方式是安抚人心的。在社区活动的人们，遂相信自己和主要感染群存在安全距离。
住进碌架床旅馆后，它的虫害问题久久不能根治，从我单独入住第一天遇到的蟑螂，到后来室友姐姐因床虱惹来一身红疹。另一名室友阿姨怪它曾是客工宿舍，所以不卫生，老板则怪有人在房里进食。
为了省电，电梯的营业时间越算越准，从24小时变成朝九晚五，上完夜班回来的室友阿姨整日咒骂。我们的行李一人一样四散房内。大学毕业生如我，两箱书、两箱杂物，一行李箱衣服；阿姨已在为人阿嬷的年纪，仍从事早出晚归的货车司机工作，曾每日来回新马两地，直到疫情后必须暂住新加坡。在她身上流露的是随手边器物形塑生活的坚韧和应变能力，除了塑料椅子是现成的，便是用木板和小箱子搭成桌子，或用木竿架起床位上无法正常上下开合的柜门。室友姐姐的生活相对简单，最重要是上班制服，为确保每天都有晾干的制服可穿去上班，常须晾挂在碌架床旁的梯级。她最大的梦想是拥有一辆脚踏车，上班日通勤，休息日休闲。
偶尔带人上来看房间的老板，对我们的物品、求全和应变，以及更嫌多余的理想总是愤怒不已，你们的东西收好些，别把我的地方弄得像垃圾堆，害我租不出去。他的潜台词简单，这些廉价拥挤的生活是见不得光的。即使不如短途旅客般光鲜雀跃，反正要摆脱它的不堪前身。在缺乏收纳功能的空间索要整齐简洁，如同断舍离术的偏执癖好，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，原来无比奢侈。
还受象牙塔保护时，很多东西对我来说都是生活必需，直到搬进旅馆。书桌，光照，书架，衣橱，一夕尽失。大瓶洗衣剂变成便携轻巧的洗衣凝珠；红茶包、美禄粉和炼乳，变成三合一冲泡粉；行李箱可作饭台电脑桌，床架阶梯是衣钩——用最少的空间和工序达成生活的目的，最是明智高效。衣服若是不易皱的材质就免熨烫，只把房间当成睡觉的地方，日子就会好过。厨房和煮炊用具也是奢侈的。没有冰箱便也是种朝三暮四，没有条件说将来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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碌架床旅馆名曰青年旅馆，其实客源多种。短暂有过等待组屋装修的年轻男女，与家人不睦搬出来的本地妇女，但她很快因为这里欠透风，住不惯碌架床等原因搬走。相处较久的是室友姐姐。她来自东马，因为房租骤升，暂时搬到这里住下，每天上班只需步行八分钟。还有一名将从护理系毕业出来实习的中国籍学生。
为了更快将床位租出，碌架床旅馆以暖黄灯光条，妆点阳台和公共浴室镜子。阳台既设开放用餐区，还有洗衣机和晾衣架，也有青年旅馆模样。然而光看空间不算数，一众住户傍晚时分爱在阳台围聚吸烟以及洗衣讲恐怖故事，常使我自觉像掷入洗衣机的衣物一样，被生活吞吞吐吐。倒不是自己的衣服不翼而飞，而是洗好烘干后搬回房里整理，竟从中拣出陌生袜子，男女款兼有。
吞吞吐吐以及混融咀嚼。曾看过有人从完事的烘干机中焦急翻找，最终从裤袋里拉扯出有线耳机；有人放进洗衣袋再投了币，却忘了按钮，半天洗不出来，可怜了后面的排队者。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的洗净，不漏下什么，也不带走多的什么，是可以的吗？
又如最多五人一组的群聚规定明明也是防疫措施的一环，如同禁止堂食、牢戴口罩，但围聚吸烟者多为男丁壮汉，老板遂又变得好商好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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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在房里搭起够多床架，旅馆把窗口封死，床架贴墙。我一直浑然不觉，直到某天在对面的巴士站候车时偶然往上看。
缺乏呼吸的房间，弥漫窒碍与腐败气息，待业无事的我经常过着没有面试的日子，在里头睡过太多浑浑噩噩的午觉。相信找到合适的住所和工作，自然可以离开。
当无业状态还没有持续太久，还能在对话间故作轻松挖出些趣事时，我曾和妈妈说，现在睡的是碌架床，醒着是在碌架床。开视讯通话向物理对岸、屏幕对面的她展示住所，左边是木，头上也是木，脚前也是木，忽然四肢仿若被死亡堵死无法动弹，一时说不下去。
旅馆对面的巴士站通往外面的世界，但相隔四条平行车道。它们或可转弯驶入中峇鲁路，或可通往中央快速公路，也可前向“大坡”区如丹戎巴葛和牛车水，因而昼夜繁忙。满分的抵达是绕路过斑马线。然而，满分和正当有时累人，我总是情愿左望右望快步闯越。自由和危险带来刺激。尤其经过这段必需都成奢侈的日子，后来的我更加喜欢梵高那幅叼着烟的骷髅头画，一如我在异国旅馆里更沉迷于泡浴缸，而且经常试图全身而入：一边不谙水性，一边在脑海中把玩所有不幸的可能性，一边加倍小心。
我曾带着未受社会消磨的学生气和无用之尖角，一心与空间和规矩对抗。当时上书店买书，对空间和存款都不友好，但那终究是我当时浮浮沉沉的依归了。沉甸甸的书扛回房里，在床垫上方的小柜子上一字排开。渐渐接一些自由工作，在堂食规定的来回张弛中寻找空隙，允许的时候到附近的咖啡馆工作。开放堂食的日子其实也像放监，久了就会发现，禁足比口罩更让人窒息，下楼打包更多是为喘一口气。
和店家面熟起来却也尴尬。它让我自惭毫无新意而刻板，愧于顺从日子的平凡和秩序。一直到相隔两年有余的今天，我还会为吞吞吐吐感到饱胀反胃。诸如电梯、巴士和地铁，日日将肉身吃下又吐出，人却没有变成新的。而我还是深信肠道对生命的巧妙映照和比喻，一端是嘴，一端是肛门，走向毁灭、腐蚀，由盛至衰。
那段浑浑噩噩的缺乏变化的日子，任何改变也会让人焦虑，无所适从。一边期待转机，一边又开始懈怠沉溺。楼下几间吃得厌腻，只为饱腹生存而吃，把我丢进另一种茫然的痛苦，甚至开始问室友姐姐：你说人为什么非得要吃饭呢？仿佛无业之苦，蜷缩碌架床铺之苦，都只为那口饭。室友姐姐只笑道，你非要和天斗。
我和室友姐姐仿若平行时空过着两种生活，互为迥异，却如此共存。每晚她与沙巴家人通完视讯电话，见过她可爱的外甥儿女后，我们说得上几句话，彼此交换睡前故事，也抱怨现状恶劣与恶老板，老家之难。
室友姐姐不若之前的室友阿姨睡觉打鼾，醒睡之间对生活尽显疲态；也不像实习护士室友妹妹对搬离学校宿舍后的生活毫无办法，天天和家人在电话里说医院实习的混乱和不知所措。
终于盼到关卡重开，有人恢复每日来回；房租节节攀升，有人仍咬牙住下，或与房东同住，或凑齐室友租下几房一厅；成功转国籍的人安居于此，也忙着说服家乡的人；不顾“吃两家茶礼”调侃的人，拿永久居留证而不转国籍，退休后或能回家乡养老。
在这座城市可以安居乐业，但也容易陷入循环，欲望极易膨胀而又终究萎靡。如同自由港吞吐货物，只是中转站，最后剩下了什么，我总是看不清楚。渐渐丢掉了政见，罕有恋爱欲望，进食和睡眠困难。
同时，生活逃不出精细计算——出境汽车油缸不能少于四分之三满，政府为年轻家庭、单身人士和低收入者等群体量身定制的房屋制度，就业准证（EP）签发也有严谨计分方式，从个人薪资、学历、技能，到企业的员工多元化程度，本地员工数量和企业“经济优先战略”（Strategic Economic Priorities bonus）尚能作为额外加分项。岛国如同需要新鲜蔬果的输入般需要劳动力，严格的筛选机制则是为了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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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岛国写新闻，多从翻译英文新闻稿起始。 “Resilience”，即为坚韧，从国防到食品安全和劳动力都希望减少外国牵制。持就业准证（WP）者，经人力部允许才能与公民或永久居民结婚，避免相对短期的特定阶级工人通过婚姻获得新加坡身份。留下来的最正当理由，是生产力和经济效益，否则人的身体作何意义？
在碌架床旅馆时交过三个月的租，交租时老板笑脸迎人连连称谢。其他时候他像个仓库主，随意走进那些“他的”房间检查，只因我们是女子房间，才稍有收敛。
工作和住所定下来后，我开始打包行李，感觉自己像成交的商品终于约定好出货的日子，等待货仓大门豁然打开，一道光照向我。选我选我，别让我在密室仓库里继续闲置，继续萎靡，继续一点点衰颓腐坏。也像打开芭比玩具仓库，里面全是相同包装盒，也许外形和款式稍有变化，但同质性显而易见。
十余年前，祖父患癌到新加坡医病，大人们以吃力的汇率换取更好的医疗资源。我随家人一同越堤探望，发现病人、医生、护士，以至于医院餐厅职员，好多都是马来西亚人。而今，我在这里寻得工作、住处和生活规律，美甲师、理发师、美容师、水电工和冷气维修工，往往能用“同乡”一词简略概括。惯常的那套话题信手拈来——来处，汇率，来了多久，如今身份，家乡的政策、马路和水供。凭藉身世和口音打照面相认，还少了冒犯感。
后来，再搬一趟家，新添购家具，把必需品一件件要回来：书桌、衣柜、晾衣架、冰箱、床架与床垫……还有美好的、自主拣选的碗盘杯子，以及法式滤压壶。我才发现，就连家具也能从对岸新山免运费寄来。新加坡人每周越堤到新山购物的年幼印象，原来只是单一切面。买与卖，求职或购物，都是在找生活。
谁才是谁的造梦工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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